1948年11月7日下午1点左右,山东保安第1旅的少将旅长王洪九,身穿单只鞋,狼狈不堪地闯入新安镇。此时的他满脸灰尘,头发凌乱查询配资平台,显然已处于极度慌乱之中。他急匆匆地冲进了第七兵团司令部,向黄百韬报告郯城已经沦陷,自己的3000余名部队几乎全军覆没,只剩下寥寥数人。黄百韬听后如遭雷击,愣在原地,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,满腔怒火几乎要将王洪九当场处决。然而,怒火也无济于事,黄百韬只得命令参谋长立即联系五个军部,发出最简短的命令:“快跑!”
淮海战役的第一枪,正是在郯城打响。这座小城位于山东与江苏交界处,北距临沂约100里,南距新安镇仅50里。王洪九,土匪出身,是临沂一带赫赫有名的地头蛇,甚至在抗战时期背叛了国家,投敌做了汉奸。日本投降后,王洪九的部队被改编为山东保安第1旅,配合正规军打击解放区。在临沂一带,他血债累累。济南战役后,王洪九意识到形势危急,于10月10日率部撤退进入郯城。郯城虽不大,但战略位置极为重要,是山东进入江苏的关键通道,因此一旦郯城失守,华东野战军的南进将不可避免,淮海战役也就随之打响。
展开剩余83%在之前的部署中,黄百韬曾指示王洪九,只需他能坚持两天,第七兵团便可趁机西撤脱险。粟裕将军将攻占郯城的任务交给了鲁中南纵队,司令员钱钧亲自带领两个师赶往。经过艰难的行军,11月6日晚上9点,鲁中南纵队终于抵达郯城郊外,并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清除外围敌人,到达午夜时分,已将县城团团包围。经过六个小时的激烈战斗,鲁纵两师顺利攻入城内,几乎全歼了山东保1旅,只有王洪九和少数随从成功逃脱。这场战斗迅速而果断,给淮海战役开了个好头。
此时,黄百韬终于意识到,郯城的丢失意味着华东野战军的前锋离新安镇只有50里,而解放军如果快速行军,24小时内就能赶到新安镇。黄百韬此刻无比悔恨,后悔为什么要等那么久才做决定。他更应该后悔的,是前一天晚上疏忽了一个人,这个人本可能在关键时刻拯救他。
黄百韬的撤退计划和“二李”的误失
早在11月5日,黄百韬就从徐州回到新安镇的司令部,得到了批准率部西撤徐州的命令,并当即开始部署兵团下辖的三个军向大运河以西的碾庄地区进军。然而,在5日的夜晚到6日的上午,徐州的刘峙下达了两道紧急命令。第一道命令是将原本向海州开进的第100军划归第七兵团;第二道命令是让驻守海州的第44军也划归黄百韬指挥,并要求带着这两个军与九绥区司令部一起向徐州撤退。黄百韬焦急地电话询问:“第九绥区何时到达新安镇?我们何时能撤?”然而,刘峙没有明确回答,黄百韬气愤地挂掉了电话,只能继续等待。
直到6日的夜间,也就是华东野战军开始进攻郯城时,第44军依然没有到达,反而迎来了两个重要的“客人”: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和“总统府”战地视察官李以劻。两位高级将领乘坐吉普车,较大部队先到达了司令部。黄百韬刚刚开完紧急军事会议,心情不佳,便把会议内容粗略告诉了“二李”,并强调陈毅部署了先打第七兵团的任务,但现在的局势极为不利。黄百韬一通抱怨,令李延年和李以劻十分不悦。由于李延年与黄百韬无太多交情,且李以劻则心情更差,二人皆不愿听黄百韬的牢骚。
午夜时分,黄百韬突然叫醒李以劻,情绪激动地要求他带话给刘峙,若自己被包围,希望别的兵团来救援。他还表示:“这次战役至关重要,事关存亡。”并向李延年和李以劻表明,自己生死早已置之度外。对待“钦差”如此掏心掏肺,然而对李延年的冷落却显得极为失礼。李延年甚至连宵夜都没有被安排,临别时也没有告别,这种情商显然有待提高。
救援的无力:杜聿明的迟缓
济南战役时,徐州剿总为何迟迟不敢全力增援黄百韬?一方面,杜聿明指挥的兵团实力不足;另一方面,黄百韬、邱清泉、李弥的机动兵团实力薄弱,三个兵团加起来不过17万人,而对面的华野有42万兵力。杜聿明的兵团处于绝对劣势。淮海战役之前,徐州剿总仅增调了孙元良兵团(两个军),其他兵团虽有少量增援,但仍不足以对抗华野。
杜聿明最终率领26万兵力南撤,带着自己的兵团逃入徐州,而黄百韬的兵团加上杜聿明的援军,共计不到40万。相比之下,华东野战军则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。虽然刘峙仍坚持让孙元良兵团留守徐州,但实际的增援力量依然不足,尤其是在黄百韬被围困的情况下,杜聿明能派出的援军,只有邱清泉和李弥的两个兵团,约18万人,根本不足以解救黄百韬的部队。
在援救行动中,刘峙坚持让孙元良兵团驻守徐州,结果导致杜聿明的援军力量过于薄弱。粟裕通过巧妙的战术部署,利用华野的大兵力优势,成功围歼黄百韬,甚至在进攻黄百韬的同时,还试图诱敌深入,达到消耗敌军兵力的效果。
发布于:天津市汇赢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